砼程铸魂,献礼百年 | 学党史,悟思想,办实事,开新局之党史篇(四)
从1930年到1934年,年轻的中央苏区经历了蒋介石反动政府先后发动的五次大规模围剿。在1933年秋至1934年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作战中,由于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,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“围剿”,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,实行战略转移,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长征。
古田会议
古田会议遗址
(图源:百家号)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争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是指从1933年9月25日开始的,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、福建西部反对国民党军第五次“围剿”的战役。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省南部、福建省西部地区,反击国民党军50万兵力“围剿”中央苏区的战役。
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发起“围剿”,红军仓促应战。1933年初,日军大举入侵华北,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,然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,仍然坚持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方针,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。
从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,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,采取“堡垒主义”新战略,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“围剿”。这时,王明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,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,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,用所谓“正规”战争代替人民战争,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。经过一年苦战,终未取得反“围剿”的胜利。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。
中央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要图
(图源:腾讯新闻)
遵义会议
1935年1月15日至17日,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。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。会上,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总结的主报告,周恩来作副报告,张闻天作反报告,毛泽东、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。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、李德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实行单纯防御、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。经过激烈争辩,多数人同意张闻天、毛泽东等人的报告和意见,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。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,并委托张闻天起草《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“围剿”的总结的决议》。会后不久,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,并成立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。
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,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,挽救了红军,挽救了中国革命。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,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,独立自主地作出的。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,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,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。
遵义会议会址
——1964年由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,是毛泽东同志一生中为中国革命旧址留下的唯一一幅墨宝。
(图源:搜狐网)
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,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。长征的胜利表明,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。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,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。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、革命必胜的信念、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、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,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,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。长征精神,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,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,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。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。
往期精彩回顾
文字 | 于倩倩、邹云飞、段长松
审核 | 李昱莹、马广涛
编辑 | 赵宇轩
责任编辑 | 王孰楠
监制 | 郭智欣